大家都在讨论的那个批评其实挺有道理的，不过光盯着人家加入美国籍这件事，还得把整条时间线拉出来看清楚才行，她其实在八十年代初就通过国家办的项目去美国念书了，那时候属于公派出去的，到了二零一二年的时候，她就已经开始在上海忙活筹备那个交叉研究中心的事情了，一直到二零二۰年才正式把哈佛的终身教职辞掉，踏踏实实回到国内，中间其实花了挺长时间。 说到她的底子，当年在上海考的理科成绩相当拔尖，后来进了复旦生化系，紧接着就考上了那个公派项目去美国读博士，在全国两万多人里考了第二名，那个项目虽然当年没签那种必须回国的死合同，但大家心里其实都有那么一层默契在。 读完书之后她就在哈佛留下来了，零五年的时候搞出了一个叫程序性坏死的重要研究，还找到了关键的靶点，后来顺理成章地当上了美国两个国家级科学院的院士。 她自己曾经说过，觉得自己骨子里一直是中国人，不管拿的是什么国籍，文化根基和生活惯还是上海人，换国籍也是因为一些具体的事情，并不是真心想当美国人。 大家心里有意见的其实不是血统问题，而是当年那批公派出去的人身上那种时代的默契，这一块该说就要说，连胡锡进之前也提到过这方面的道德争议。 另一笔账可不能跟这个搅合在一起算，早在二零一二年的时候，她就带头在上海筹建那个中科院旗下的交叉研究中心了，从找地方到买设备前后跑了整整八年，到二零二۰年已经六十二岁了才彻底辞掉哈佛那边的工作，把波士顿实验室积攒了几十年的冷冻样本全都搬回了国内。 她手里弄出来的那些新药抑制剂已经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了，带出来的团队还孵化了好几家估值过亿的原创药企，后来还和国内其他顶尖科学家一起拿下了千万级的大奖。 两件事得一码归一码地看，违反默契归违反默契，不能因为后面做出了很大贡献就把前面的事一笔勾销，同样地，也不能因为前面的争议就把人家实打实的科研成果全盘否定。 特别